
【侨报特约记者聂芷北京报道】最近两个月,大陆一篇博文《学生会:大学最阴暗的一角》(及其续篇)在社会中广为流传。研究政治学的年轻学者陈伟,结合自己的直接观察和学术思考,对大陆高校里的党团学生会组织及“学生官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,并就大学教育的走向、精英再生产等议题表达了自己的忧思。本报对陈伟进行专访,还原他博文成形始末,并寻找他打破体制沉默、行使个人自由意志的力量来源。 〈〈〈人大副教授称大学学生会藏污纳垢 称不会道歉
师者·三篇博文:小石子搅起大浪花
2011年9月入学季,大陆高校又迎来了一批新生。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,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伟临时决定写点儿“新生寄语”,希望对学生合理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所帮助。
这是陈伟博士毕业后在人大“传道授业”的第六个年头,期间他担任过本科生班主任,也为本科生课堂开过数门专业课。他曾目睹学生进入校团委、学生会后的“堕变”,也多次在私底下听到同学们对学生会、团委“那点事儿”的议论。于是,结合自己在高校一线从教以来的长期观察,一篇炮轰大学党团学生会组织(团委与学生会)的博文出炉了。
在那篇言辞激烈、有事实有真相的文章《学生会:大学最阴暗的一角》里,陈伟抨击团委、学生会是高校藏污纳垢之地,历数了党团学生会组织以及“学生官”的数宗罪:
一是将官场体制内最糟糕的一套做法复制到学生组织内,通过内部酝酿、交易、集中、内定等方式产生“学生官”。为得到职位,不少学生热衷跑“官”拉关系、讨领导欢心。
二是“学生官”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,唯上是从,乐于为校领导“当差”,监控师生行为,搞一些缺乏创意、形式化的校园活动。
三是垄断资源,通过加入团学组织,优先获得保研加分、支教保研名额和出国交流机会,成为学校里的特权阶层。
令陈伟始料不及的是,这篇博文很快被新浪教育博客置顶为头条,并在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上被广为分享。网络留言随之像潮水般涌来,认同声中参杂了反驳声、指责声,更有学生会干部要求其进行道歉。陈伟于是祭出第二篇博客,《关于〈学生会:大学最阴暗的一角〉一文的回应》,表达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愿在体制中沉默、敢于说出真话的立场。
进入10月,就在网络余音渐消、陈伟自己也淡忘此事之际,大陆一家纸媒对他两篇博文的挖掘,又让陈伟再次“红”了起来,而且这次加入讨论的公众更多、讨论的热烈度也更大。
对于自己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之举,陈伟在出名的压力中,更感受到一种欣慰。他觉得,自己博文讨论的议题能得到如此多回应,正说明该议题暗合了公众的某种期待,与社会当下的关注点产生了共振,是切中要害的真问题。
意犹未尽的他,推出学生会系列的第三篇博文《学生会问题:行政化、官僚化大学体制之冰山一角》,将舆论引入有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、大学自治的更高层次的讨论中。这位身材瘦削的年轻教师,身上无疑透着学者研究问题、解决问题特有的执着与较真,似乎非要把自己偶然挖的“坑”(挖坑:网络用语,发起某个议题的讨论)挖成一口井不可,直到清泉汩汩而出。
学者·两大忧虑:关涉大学未来与精英再生产
作为一名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学者,陈伟有意让自己与社会现实议题保持一定距离,他给自己立了规矩——不刻意写时评,不为评论而评论,他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。
“我写在博客里的文字,都源自我的直观感受和学术思考。它们代表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,是我非常想表达的东西。”陈伟坦言,学生会系列博文的写作,与自己的学术背景、学术训练很有关系。
曾经上过陈伟的课的学生,对于这位书生气颇重的老师写出这些“略为偏激”的文章,表示不觉意外、“正是他的风格”。而认同陈伟观点的人士认为,站在政治学的高度解剖身边熟悉常见的党团学生会组织,“读着很过瘾”。
了解政治学的人知道,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位置与功能,是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,具体到大学管理体制,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陈伟梳理了中国高校体制的演进过程: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中国的大学实行政治挂帅、党化教育,改革开放后大方向是去政治化、去行政化,按照人才培养规律办大学,进入90年代党团控制又严格起来,目前的大学处于过渡时期,“改革尚未完成”,仍属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,相应地,学生会也是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组织。他认为,目前中国高校体制演进中出现了一种走回头路的浪潮,大学的政治化、官僚化、行政化愈演愈烈,左右了高校的人事任免、政策制定、资源分配,人为制造了腐败机会,并引导教师、学生按照社会“潜规则”行事,导致大学灵魂缺失。长此以往,“等待我们的必定是中国大学的大面积坍塌”,“伤害的则是民族的教育事业”。
对于外界“以偏概全”、“过于绝对化”的质疑,陈伟也从理论层面进行了解析,鉴于党团学生会组织在中国大学作为一个“结构性的存在”本质上相同,团委学生会之阴暗现象也具有普遍性。
在忧心中国教育事业之外,陈伟还关心一个更迫切的现实政治问题。他观察到,通过团学系统这一捷径进入政坛,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当官的常见模式。而且从近几年的“公务员考试热”中可以发现,大学生已成为公务员队伍构成的重要力量,甚至不少公职岗位都偏好招聘学生干部。可见,大学培养出怎样的学生,“涉及到一个民族未来世代政治中人的素质,本质上涉及的是统治精英的再生产问题。”
在陈伟看来,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打好坏底子——世故、不学无术、假话连篇、媚上压下、暗中倾轧——的“学生官”,一旦步入仕途,极易成为社会上寄生腐朽的蛀虫和鱼肉百姓的帮凶,会进一步加剧现实社会中丑陋的官场生态。
相反,有自组织能力和自主性的学生会,凭着兴趣与志愿精神开展活动的学生团体,才能造就真正的学生干部,他们懂得相互尊重,具有公共关怀、公民美德,在服务同学、促进公益时能体会到公共乐趣(public happiness),将来步入政坛也能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建设做贡献。
那么,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学生会(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),在中国的大学里何时能够实现?陈伟心中也没有答案,“具体怎么操作,留给政治家们去考虑”。关于大学改革的方向,他又一次潜入自己的政治学世界,找到一件新的武器“功能分殊”,即高校党团组织只负责份内的党务、团务,不再插手具体的人员任免、教学科研和学生活动,与一切附着的利益脱钩。
